浅析法人合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白静浦


　　所谓法人合伙，是指两个或两人以上的法人之间根据合伙合同的约定而设立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债务，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联合组织。我国法律对法人合伙问题并无直接规定，但是，为了推动和规范各种经济联合的发展，我国曾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多样复杂的。
　　法人合伙一直是存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总体上有禁止主义和许可主义两种主张。《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了法人之间的合伙型联营，据此，应当说我法律是允许法人合伙的，《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后，我国对法人能否成为合伙成员的问题意见基本趋于一致，绝大数人认为法人可以成为合伙成员，《公司法》实施后，由于《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问题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于是法人能否成为合伙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与此同时，事业机关法人能否参加合伙也成了争论的焦点，反对法人参加合伙的学者认为：
　　首先，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不利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是《公司法》对公司的转投资作了不得超过总资本50%的限制，如果公司成为合伙人，可能突破这一限制；二是如果事业法人成为合伙人，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难以具体操作 的困难。其次，合伙人对于企业债务需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如果是负有限责任的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参加合伙或者无限公司或独资企业，则发生本来负有限责任的 企业在负无限责任的问题，这些企业不能保证履行无限清偿责任，他们缺乏负无限责任的能力， 而且，法人加入合伙，意味着法人财产的转投资，这一方面造成法人财产的不稳定状态，影响法人对债务的清偿能力，使法人的债权人难以得到可靠的财产保障；另一方面又对股东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因为股东的同一投资将为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合伙的经营活动承担双重风险，这会导致公司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最后，由于法制不健全，我国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法人国有产流失严重，允许法人参加合伙，这就意味着允许法人与个人合伙经营，这样做，一则会加快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二则可能因合伙而使法人母体受制。作者认为，法人完全可以成为合伙企业的成员。
　　第一、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 ，故有权独立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处分、使用自己的财产。对外转投资是法人生产经营活动重要组成部分 ，法人参加合伙，是法人基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以所有者或经营者的身份使用、处分自己的财产的民事法律行为，既然确认法人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就应当承认法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能力，就应当允许法人基于自身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组成不同的市场主体，这也是企业经营权内在要求的外在体现。法人投资设立公司和设立合伙本质并无实质差别，《公司法》允许公司通过转投资设立公司，那么同样也允许公司通过转投资加入合伙。法人（公司）以其拥有的独立财产加入合伙，形成共有关系，法人在合伙财产中的应有份额仍是法人财产的组成部分，法人本身财产并未因其加入合伙而减少。当然，公司加入合伙，要受《公司法》有关转投资数额的限制，但是这种转投资量上的限制不能改变公司加入合伙的质的规定性。
　　第二、公司加入合伙，以其全部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与公司应承担的有限责任并不矛盾。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确切含义。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合伙的责任是无限的，公司的责任是有限的”，其实，这种观念并不准确。法人责任制度中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是特指企业成员对企业债务承担财产责任范围的有限与无限，而非指企业本身的责任。任何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对其自身的债务，都应尽其所有承担全部责任，不存在责任的有限与无限问题，责任的有限与无限，只能是企业成员责任的有限与无限，企业成员承担企业债务的根据在于其作为企业成员的法律地位，而限定企业成员责任范围的理由在于债务并非企业成员个人的债务，而是企业的债务，企业成员的财产无非分为出资于企业的财产和企业成员个人的财产，责任有限与无限的分界线正在于企业成员的出资，以出资额为限即为有限责任，超越出资额的即为无限责任。[8](P74)公司加入合伙，它就不仅以其对合伙的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而是以其所拥有的全部公司财产承担责任，这对公司债务清偿责任并没有影响，因为公司作为合伙人用来承担合伙债务的财产和公司的全部财产在总量上是完全相等的，易言之，公司加入合伙所负的财产责任同公司不加入合伙而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所承担的财产责任在数量上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会危及股东的利益，股东更不会因公司加入合伙而承担无限责任，因为法人（公司）与法人成员（公司股东）双方对外并没有权利义务的牵涉，他们是彼此独立的两个主体，股东认缴出资后，便失去了对出资的所有权而只享有股权，该出资成为公司独立财产，由公司支配，股东只享有到期收取利润 的权利，即使公司破产，股东也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加入合伙以后，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表明公司不仅以出资，而且以公司所有或经营的全部财产作为清偿债务的保证，但公司的债务清偿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化为公司成员的责任，法人加入合伙只会以法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负无限清偿责任，不会涉及到公司成员出资额以外的财产，所以，不能得出公司加入合伙后，公司股东由承担有限责任变为承担无限责任的结论。
　　第三，有的学者认为法人加入合伙会使法人母体受到限制，因而主张禁止法人合伙，我们认为，一个公司参加任何形式的企业联合都会削弱该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控制能力，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并不能成为禁止法人加入合伙的正当理由，因为公司如果担心其加入合伙会因此削弱其董事会对公司的控制能力，那么它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不加入合伙，恰恰相反，一公司加入合伙，正是其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而作出选择的结果。如果以此作为禁止法人加入合伙的正当理由，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形式的企业联合。
　　第四，许多学者担心，允许法人与个人组成合伙，如果法人的厂长、经理与个人合伙人通谋，转移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主张禁止法人合伙。应当说，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成为禁止法人参加合伙的根据。法人与个人组成合伙后，全部出资财产形成了共同共有关系，这种共同共有关系决定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进行财产清算以前无权请求分割合伙财产，非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也不能转让、处分合伙财产。合伙财产在合伙关系存续期的这种稳定性，有效地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为了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国应当通过国有资产立法来规范、调整国有企业与公民组成合伙的问题。
　　第五，至于禁止事业法人成为合伙人，有学者认为，事业法人成为经营性的合伙人，是与其目的是相违背的，但有学者亦认为，无论是事业法人还是企业法人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进入与退出市场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事业法人完全可以同企业法人一样进入市场参与交换和分配，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参加合伙是事业法人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如果限制其成为合伙人，终将人为地制造各种主体地位的不平等，从社会生活的实践看，事业法人组成合伙的事例，屡见不鲜，最为典型的就是科工贸一条龙开发、研制新产品的产业形式，高校、科研机构利用自己开发掌握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拥有雄厚资金的企业组成合伙，高校、科研机构负责提供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研制，企业提供开发、研制新产品所需的资金并负责新产品的销售，双方各取所长，盈亏共担，这种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不仅充分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也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形式的合伙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禁止事业法人合伙，在实践中也是无益的。作者认为允许事业法人成为合伙人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似更有益。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订思路

□陈永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用以管理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而运用最广泛、最直接的一部法律武器，同基层公安工作的开展关系十分密切。但在工作实践中，大家普遍感到，由于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治安形势日益复杂多变，治安管理的客体不断处于发展变化状态，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现行《条例》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和今后治安管理工作的需要，无论是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与其他法规的统一协调性，还是处罚幅度、相应的保障措施等，都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这样，才能保证《条例》效力的切实性和规范内容的完善性，以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在下列几个方面对《条例》做出修订完善。

一、要将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活动补充进《条例》，并增加有关对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

现行《条例》是1986年9月5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后又于1994年5月12日根据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的有关决定做了部分修正。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基本能够适应对易于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惩处的需要。而十多年之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变化，治安管理的客体也随之出现了很多新内容，如娱乐场所、网吧、游戏室等，并出现了许多新的违法行为方式，对这些新出现的管理客体和违法行为，虽然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规、规章等，但仍不足以规范和惩戒。如参与群体性事件，少量使用假币，拾到他人少量财物拒不交还，少量制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根据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得比照使用相类似条款认定为违法行为并裁决处罚，这样，就致使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得不到惩处，行为人逃避了打击。

在现行《条例》中，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只规定了应由行为人或其监护人对被侵害人采取赔礼道歉、公开声明检讨、消除影响等方法，而根据司法实践，对因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和经济责任，因此《条例》也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有关规定，对因各种伤害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做出相应的规定。

二、处罚幅度偏轻，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同《条例》制定时的1986年相比，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个体经济支付能力也随之提高，相对于提高了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和刑罚中的罚金数额，《条例》所规定的罚款数额明显偏低，对行为人来说不会产生切肤之痛，尤其是对沿海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违法者来说，更是不痛不痒。这方面，也应该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大罚款幅度。

同劳教、强制戒毒等行政性强制措施相比，治安拘留也显得幅度比较轻，劳教可以处三年，强戒可以处九个月，而治安拘留仅仅才15天，也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三、对有关办案程序方面规定得不很全面，应将《人民警察法》中所规定的传唤、留置盘问及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告知、复议、申诉、听证、诉讼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吸收进来。

现在，不论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对办案的程序要求越来越严格，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正在逐步得到克服，而在实际运用当中，《条例》对治安处罚的程序仅规定了传唤、讯问、取证、裁决和申诉、诉讼等内容，而对留置盘问、事先事后告知、复议、听证等必要的程序没有规定进来，对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又分别规定在其他法律和法规中，因此，《条例》应将留置盘问、告知的内容和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具体要求直接吸收进来，以进一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和完整性。

四、要进一步加强同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性，增加和废止有关内容。

为了适应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和治安管理客体的复杂多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职能部门不断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通知、文件等，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强制戒毒办法》《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关于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等，从性质上看，这些法规、规章和通知等都属于治安法规体系，有些是对《条例》的补充和完善，有些是对新出现问题的规定，这些法规、规章、通知等由于不在同一部法规中，执行起来就比较难以把握，甚至有些规定还不为具体办案人员所知，除此外，还有许多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有时还会出现对同一种行为的不同处罚规定，这样就难免造成法出多门、无所适从的情况，也容易使一些违法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

而另一方面，《条例》中所规定的一些情形和行为，在现阶段有的已上升到法律调整的范畴，或完全可以单独形成一个法规体系。如违反消防安全管理的有关情形，现在已有《消防法》加以规范和约束。

因此，《条例》也应该借鉴新《刑法》的制定原则，将相应的法规、规章的内容吸收进来，将一些已明显不必在《条例》中加以规范的内容调整到其他法律法规中，从而形成一部统一协调、规范严整的治安管理法规，以更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