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调解方法初探

陈龙仁

诉讼调解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案件，有利于减少上诉和申诉案件的发生，特别是做好庭前调解工作可以缓解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有利于当事人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就如何灵活运用调解技巧做好庭前调解工作，浅谈已见。
要成功地进行庭前调解，光靠枯燥地讲解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讲究调解艺术，善于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演讲学等多门类知识，充分发挥调解的各种技巧，才能达到成功调处的目的。
一、保持中立姿态，以“五心”来指导调解工作。
在调解过程中，应注意摆正位置，保持中立姿态，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他们的诉讼主张和理由给予同等到的关注。在积极引导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查找事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将自愿同意调解的意见表达在法庭上，将自愿解决纠纷的协议达成在法庭上，为当事人在实体和程序上按自已的意志处分权利提供充分条件，使当事人的意思表达更为真实准确，防止违法调解和强行调解的发生，保证了调解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应具备“五心”，即爱心、耐心、信心、诚心和公心。爱心就是爱岗敬业，心装当事人，有为保一方平安，无私奉献的精神，就要有为当事人排忧解难、有一案未结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为民意识。耐心就是要养成“听得进、忍得住、拖得起”的好性子。在听的过程中劝说，在忍中明理，在拖（在当事人情绪激昂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处理）的过程中化解矛盾。信心就是要有自信心，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知难而上，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调解工作。诚心就是要以优质高效的服务，真心实意在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用真诚和热情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和当事人的支持和信赖。公心是贯穿在调解工作中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它要求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坚持当事人法律地位，权益，人格一律平等，排除亲疏，好恶，内外的因素，坚持以理服人。
二、细心调查，找准原因，坚持疏导，消除误解。
深入调查是调解成功的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解工作也是一样，不能单听一方诉说，只有深入调查，掌握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后，才能在调解时有理有据，避免说话授人以柄，处于被动局面。如朱某某与郑某某赡养纠纷一案，我们在受理该案之后，向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查了解得知，自2000年以来，郑某某先后殴打其老母亲朱某某共四次，而且对打骂的时间，经过掌握得一清二楚。在调解本案时，一一讲来，使被告暗自心惊。如果不是经过细心的调查，调解时就不可能说得那么准，讲得那么清。在事实面前，郑某某不得不低头认错，并当庭表示愿意赡养老母亲。
三、区分不同个性的心理，制定相应调解策略。
不同案件的当事人，因文化素质和认知程度不一样，往往对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对此，在调解过程中，我们应学会掌握当事人心理活动的本领，根据案件的性质，难易程度和当事人的文化素养，脾气性格等确定调解方案，制定调解策略。如对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案件当事人，就用温和态度平息当事人心中的怒火，又如在郭某某与卢某某离婚一案中，双方均争着要抚养一个五岁男孩，男方已结扎，女方非常疼爱小孩并声称若败诉将把官司打到最高院。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完全可把小孩判给男方，但我们没有强硬下判，而是紧紧抓在女方非常疼爱小孩这一心理活动特点，对女方这一优点及时予以表扬鼓励，调动了当事人的积极性，激活了好的好情绪，最后女方也考虑到了男方的实际难处，使案件得以调解成功。
四、抓住主要矛盾，找准关键环节，借力促调解。
在各种类型的民间纠纷中，群体性纠纷因其矛盾大，涉及的人数多，已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群体性纠纷通常是以一个问题引发，多个矛盾参杂的综合反映。因此，对于这种纠纷应进行综合分析，从多个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找准关键环节。在调解过程中，确定对案情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借其力，促成案件的调解，以解决纷争。如某某村赖姓和卢姓两大家族，因山林纠纷引起争议，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双方还多次发生群体性械斗事件，我们调解了半天，双方还是互不相让。这时，我们想到了本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书记，六十年代山林“四固定”时正是他担任支书，情况他最清楚，况且几个带头闹事的也都是他的后辈，请他出来做工作最有威信，何不借他的力量？经过一番努力，老书记终于被请出来，叫了两姓的几个代表到村会议室，将他们劝服，就这样，一场可能引发宗族械斗的纠纷得以调解解决。
五、依法、公平、公正是调解成功的保证。
古人曾说“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民事调解工作也是如此，只有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正确运用法律；做到公平公正，才能保证调解结果的合法性，权威性和约束力。双方当事人觉得合情合理，公平公正，才会自觉履行协议。如：2002年10月29日，一位衣衫褴褛的贵州籍仡佬族民工郑某某到漳平法院诉称，自今年8月份起，郑一直为新桥本地老板黄某某加工木屑，黄至今拖欠郑劳动报酬一千多元，郑因女儿患病住院急需用款，多次向黄催要劳动报酬，但黄以各种理由予以搪塞，不肯支付该款。我院受理该案后，并未认为郑是外地民工而予以区别对待，而是立即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黄及时地履行了该协议。这位外地少数民族民工依法要回了自已的劳动报酬，女儿的生命健康亦得到了保障。
六、充分发挥代理人的作用。
在庭前调解工作中，审判人员既要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又要注意发挥代理人的作用。因为当事人往往由于不熟悉法律或中顾考虑自己一方利益而坚持自己的主张。尤其是负有过错一方当事人往往一时难以从容认错，或总对承办法官必存介蒂，给调解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庭前调解时，我们要充分挖掘代理人的角色作用，尽量与当事人的代理人多沟通，由代理人对当事人做思想疏导工作。也给负有责任的当事人以必要的台阶下，因为他们之间的委托关系是基于信任产生的，当事人对各自的代理人都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性，代理人的意见当事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们可利用代理人为当事人解释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结合案件情况，阐明道理。以取得当事人的正确认识，从而促成案件得以顺利调解成功。



不要再为批评假学术感到不舒服了

龙城飞将


　　我在网上发表几篇博文，批评假学术 ，指出中国的假学术成了一种产业链条，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益。本来并不专指某个人，我只是借此小小的博文提请学园的菜农们注意这种现象，希望大家扎扎实实地做点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不想有人看到这不温不火的文字坐不住了，主动前来对号入座，兴师问罪。雅典学园理论权威新月在留言中给我扣了一些大帽子，并以理论权威的口吻对我教训：
　　问题是真假的标准何在？你认为“空洞无物”未必别人这么认为；你认为“言之凿凿”的别人也许认为纯属虚构。
　　我认为你是假学术，但我不认为我得去分析博主在哪个链条里。
“链条论”可视为某种粗糙版阴谋论……
　　建议博主认真学一点理论……

　　因为他是理论权威，所以他可以武断地给别人下结论。因为他是理论权威，所以他可以不用论证就给别人下结论，同时置别人的论证于不顾。因为他是理论权威，所以他可以用一些并不学术甚至不是很雅的文字去批评别人。因为他是理论权威，所以他认为别人不懂理论，教训别人去学理论。
　　理论权威问我，真假的标准何在？其实他这是在明知故问。我早在几篇博文中讲到，假学术仅仅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形成一个利益体系，对中国现实的问题没有一点指导意义。理论权威说他不这么认为，但他又不认为自己应当为此作出论证。我指出假学术由下列利益链条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一、博士培养链条；其二、学术包工链条；其三、官员升迁链条；其四、职称评定链条；其五、社会关系网络；其五、出版集资链条，而他却“未必这么认为”。所以，我们是无名小卒，论不过理论权威。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怎么啦，硬把一些纯洁的孩子培养成了不断偷换概念，不做一点具体实事的“理论权威”，这对我国的学术是福，还是祸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和理论权威费时间了，该说的话已经说清楚，他仍要胡搅蛮缠，我们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的必要。今天这个博文是就真学术与假学术的最后一篇博文，如果没有什么全新的值得我再为此再写作的话。下面我复制自己关于真学术与假学术的一段话，供读者参考：
　　有些中国人搞学术，跟赌场、股票、足球、武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oldfrankly所说，用发表论文的规范格式贴一个学术文章谈谈某个学术话题，就好比练武的人用规范礼节表演了一套武术套路。如果说练武不是专为了打流氓，搞学术也不是专为了解决实践问题。自然，搞法律的也不是为了真正解决法律问题，一遇到法律问题就兜圈子，该讲法律时他讲法理，该讲中国法律时他讲外国法律……
　　这些搞学术的人很少搞真学术，他们只喜欢搞树枝树叶，跟欧洲历史上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的做法，不喜欢搞最简单的也是最解决实际问题的树干。他们以介绍国外某个专家为荣耀，这当然是应当的。但用国外某个专家的一句“金口玉言”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圭玉臬则是把中国的法治讲成“口治”，即口水之治的倾向。尤其令人难受的是，国外著作如汗牛充栋，真正读懂的有几人，因为有些书翻译过来之后和没有翻译几乎没什么两样，充其量是用汉字表达的外文，晦涩难懂，佶屈聱牙，言之无物，废话连篇。
　　真正有意义的是形成了一个由这些利益相关者若干利益链条形成的网络。其一、博士培养链条。其二、学术包工链条。其三、官员升迁链条。其四、职称评定链条。其五、社会关系网络。其五、出版集资链条。在这链条的高端，是一些“博”“导”“授”“士”，低端是各式各样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仰望星空，完全被眩目的光环刺激着。一些计划内的硕士博士是学术包工头的奴隶，不完成包工头的任务指标不能毕业，计划外的硕士博士则是无偿在学费之外向这个系统供血的机器，他们得“自愿”地向这个系统奉献。
　　在这个网络之外，是向这个网络供血的机制。比如，本科生和硕士生由家人供养，博士生一面打工挣钱一面维持学业，国家与社会通过课题费等方式向这个网络输血，等等。与足球、赌博、武术、娱乐业一样的是，这个行业同样是一种高端享受，低端供血的机制。——摘自《假武术与假学术》，为了精确表达，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下面，我再转载两篇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可以令读者知道我国正规的学术生产体系中的龌龊事，可以了解正规学术体系中的假学术是如何运作的，从而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转载文章一：
　　去年买卖学术论文达10亿元人民币，学术造假有损中国科研雄心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04/20/content_3193309.htm　2010-04-20 16:56 作者：Gillian Wong 译者　小河
“他居然脸皮厚到在我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把它当作自己的论文提交。真不要脸！”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的以色列教授本•卡南
当中国教授需要发表论文以获得晋升时，许多人会求助像陆克谦（音译）这样的枪手。这位前学校教师待在一间狭小的卧室里，用笔记本电脑为教授、学生以及政府公务员——任何愿意付费（通常约300元人民币）的人代写论文。“我觉得替别人写论文没什么错。”他说，“总是有人需要别人帮忙的。”
中国学术界的代笔、剽窃或造假现象十分猖獗，一些专家担心，这会阻碍中国推动科研进步的努力。中国政府视科学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不久前还提出今年增加科研支出８％，达1630亿元人民币。
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发表于国际刊物上的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国家媒体对此津津乐道。但并非所有论文都经得起细查的。去年12月，一家英国刊物撤下了70篇来自中国某大学的论文，称这些研究结果是编造的。“学术造假、行为不端及违反道德等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说，“这是个大问题。”批评人士把这些现象归因于处罚不力和制度问题。现行制度把职称晋升、奖金与发表的论文数量而非质量挂钩。
丹•本•卡南对这种学术剽窃不陌生。这位来自以色列的教授在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已执教9年。2008年，一位同事向他索要一篇论文作为参考。而这篇论文的主题，正是他本人写的有关1933年日本占领哈尔滨期间，一名犹太人音乐家被绑架和谋杀事件的研究。本•卡南说：“他居然脸皮厚到在我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把它当作自己的论文提交。真不要脸！”
发表论文的压力催生了代写热。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及其团队的研究发现，去年在中国有将近10亿元人民币用于买卖学术论文，比2007年增加了５倍。学术造假现象的独立调查人方舟子说，他本人和志愿者每年要曝光约100起学术造假事件，通过网站公之于众。他说：“最常见的是论文剽窃和夸大学术成就。”
美国俄勒冈大学中国科学政策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特迈耶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科学体制，到90年代初，学术研究的问责和评估仍然薄弱，现在的问题可追溯至这两个时期。他说，中国想寻找现成的成功做法，于是仿效西方制度，开始注重高质量的论文发表，但效果喜忧参半。
萨特迈耶说，这些问题可能会挫伤中国志当全球科研领头羊的雄心。他说：“中国科学者在一个充斥学术不端的环境下研究，我怀疑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会不太愿意跟中国同行合作。” （美联社４月１１日）

转载文章二：
李 平：学术造假之风，靠什么清除？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1265804.html2010年03月31日10:09 来源：《今晚报》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因严重学术不端被校方解聘了，西安交大在通报上称“对于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然而，与这铿锵有力的宣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连生的造假行为在两年前就已经被该校的6名老教授联名举报，但他们的举报之路并不顺利，甚至遭校方数次劝阻。
“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50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我现在宣布，如果你们6人愿意退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让他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这是校方劝阻教授们的原话。
3月21日学校作出解聘李连生决定。有意思的是，3月20日《焦点访谈》曝光了此事。不知21日做出的“决定”，是巧合呢？还是非巧合？《南方都市报》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教授造假，举报真难；央视一报，处罚真快。当然，南都的结论有点“不厚道”。君不见，人家三令五申“对于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怎么会屈服于央视的曝光呢？
我们就姑且相信是巧合吧。但是，也太巧合了。“两年”与“一天”的强烈对比，让我们无法相信这只是纯属巧合。
学术造假愈演愈烈，不仅学术界自身，连与学术界不怎么搭边儿的民间大众，也感到了愤怒。但这件事，是以喜剧收尾的，貌似大团圆的结局，让我们感到欣慰。
我们为中国还有这样的6名老教授感到欣慰。毕竟，他们的做法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正义。但怕就怕，如果将来，大学里的教授们不再“大惊小怪”了，都变得“识时务”了，还有没有像这样坚持两年而不懈的举报壮举？
我们为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感到欣慰。毕竟，舆论监督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央视的《焦点访谈》，是此次李连生事件终结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根本原因？
虽然无论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根本原因”，这件事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原因，应该说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感到欣慰之余，又感到一缕担忧。
据报道说，校方某负责人曾对教授们说：“网上和报纸现在是揪着不放，（对学校）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就希望不要再到社会上去渲染，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比较好的结果。”也就是说，校方也承认“网上和报纸”是有压力的。但是压力似乎两年来并未转化为动力，而《焦点访谈》的金手指一拨动，“动力”就来了。
看来有些人面对中央级媒体的曝光，真是怕了。但是，他们真的是怕“中央级媒体”？如果学术造假事件都要靠央视《焦点访谈》来曝光，估计再开仨《焦点访谈》也未必够。
这件事的典型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学术造假之风，靠什么清除？靠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觉和坚韧？靠媒体（注：特指中央级媒体）的“强有力”监督？而这些，从性质上来讲，都是外在压力，是“他动力”，而不是学术体制内的原动力。
这件事留给我们的沉思，足够写一篇博士论文的。但有人来写吗？

201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