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农业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和农牧渔业部制定的《〈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的规定，结合我省具体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农业植物的对内检疫，不包括森林植物检疫和对外植物检疫。
第三条 农业植物检疫的根本目的，是防止为害植物的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保护农业生产安全。

第二章 检疫机构
第四条 省农业厅主管全省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省植保植检站；各地、州市、县农牧（农业）局主管各所属区域内的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地、州（市）植保植检站、县（市）植保（测报）站。
第五条 省、地、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植物检疫人员，建立健全相应的检疫实验室和检验室。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配备专职检疫人员，按《〈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省农业厅批准，并报农牧渔业部备案后，发给《植物检疫员证》。如因工作需要，可在农业试验研究单位、农业院校等部门聘请兼职植物检疫员。兼职检疫员由所在单位推荐
，地区级以上植保植检站同意，报省农业厅备案后，发给聘书。
第六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是代表国家执行《植物检疫条例》的职能机构。
植物检疫人员在执行植物检疫任务时，有权进入车站、机场、邮局、仓库、农贸市场及其他有关场所。
植物检疫人员执行植物检疫任务时，应着检疫制服，佩戴检疫标志，携带《植物检疫员证》。

第三章 检疫范围
第七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公布的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执行检疫，同时执行我省制定的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补充名单。
第八条 贵州省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补充名单如下：
（一）贵州省植物检疫对象补充名单
水稻白叶枯病、甘薯小象甲、马铃薯环腐病、苹果锈果病、桑白蚧、桑萎缩病、香蕉束顶病、豌豆象。
（二）贵州省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补充名单
水稻、小麦、玉米、甘薯、马铃薯、豆类、花生、棉花、桑、烟草、牧草、花卉（野生珍贵花卉除外）、蔬菜、柑桔、苹果、梨、葡萄及其他鲜果。

第四章 检疫对象的划区、控制和消灭
第九条 根据《〈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十条规定，省植保植检站编制全省检疫对象分布至乡的资料，并报农牧渔业部备案；地、州、市、县植保植检站编制分布至村的资料，并报省农业厅备案。检疫对象的分布资料一般每隔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第十条 疫区和保护区是用行政手段强制实施检疫措施的区域。疫区和保护区的划定，由省农业厅提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报农牧渔业部备案。疫区和保护区的范围涉及两省以上的，由省农业厅会商有关省农业行政部门共同提出，报农牧渔业部批准。
疫区和保护区撤销的程序与划定时相同。
第十一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可根据情况在疫区边沿的交通要道设卡检查，交通、工商行政等部门所属的检查机构和有关单位要密切配合。
第十二条 疫区内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只限在疫区内种植和使用，禁止运出疫区，特殊情况需要运出疫区的，必须事先报请省植保植检站批准。
第十三条 农业院校和农业试验研究单位对植物检疫对象的研究，不得在保护区内进行。确须在保护区内进行时，属于全国植物检疫对象须经农牧渔业部批准，属于本省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须经省农业厅批准。在研究过程中应采取严密措施，防止检疫对象扩散。

第五章 调运检疫
第十四条 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调运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
（二）所有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实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包装材料和可能被污染的场地、物品及运输工具也属检疫范围。
第十五条 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调运前必须按下列规定办理检疫手续。
（一）从省外调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时，调入单位或个人应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并经省植保植检站同意，由省植保植检站向调出省提出检疫要求；经调出省检疫合格，并取得调出省的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入。调入后，植物检疫机构
认为有必要时可进行复检，复检中发现的问题，由有关省植物检疫机构按《植物检疫条例》规定，共同协商解决。
（二）在省内地、州、市县之间调运时，调入单位或个人应到调出地植物检疫执行机构办理检疫手续，经检疫合格取得检疫证书后，方可调运。
（三）经省种子公司、粮食部门批准调运的粮油救灾备荒种子，亦须办理检疫手续。检疫合格后，方可调运。
（四）外省从我省调运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时，由省植保植检站及其授权的地、州、市、县植物检疫机构根据调入省提出的检疫要求，进行检疫并签发检疫证书；或经当地检疫机构检验出具产地检疫合格证，再由省植保植检站换发疫检证书后，方
能调出。
（五）认真办理报检手续。由省外调进的，必须在十五天以前向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在省内调运的，必须在运输或邮寄前十天办理检疫手续。
第十六条 农业院校和农业试验研究单位，从省外带入少量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未经办理检疫手续的，必须隔离试种，植物检疫机构应进行调查、观察和检疫，证明确实不带危险性病、虫的，方可分散种植。
第十七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引种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十一条规定，事先向省植保植检站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填报《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并将审批单上所提的对外检疫要求列入贸易合同或科技合作、赠送
、交换、援助等协议。
进口原粮一律禁止作种用。
第十八条 凡带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不准调往无病（虫）区。对经检疫发现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必须进行严格消毒，改变用途或烧毁处理。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包括车船停留、保管、搬移、开拆、取样
、包装、消毒处理等费用），全部由货主负责。
第十九条 铁路、交通、民航、邮政等部门在承运和收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时，应按国家有关检疫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植物检疫证书》和《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按农牧渔业部制定的式样，由省植保植检站统一印制，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翻印、复制。
植物检疫证书由专职植物检疫员签发，但必须加盖植物检疫专用章后方能有效。

第六章 种苗基地检疫（产地检疫）
第二十一条 各级植保植检站应按农牧渔业部制定的《检疫操作规程》对本地区的种苗繁殖基地实施产地检疫。生产繁育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单位或个人，原则上必须在播种前十五天内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登记报检。
第二十二条 植物检疫机构进行产地检疫时，要事先与种子经营部门和生产繁育单位或个人取得联系，产地检疫检验结束后，要按不同品种、不同地块及其数量，根据检疫结果，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或《产地检疫不合格通知单》。同时，将所检出的疫情通知受检单位或个人，并对
防治、消灭疫情进行技术指导。
《产地检疫合格证》、《产地检疫不合格通知单》，由省植保植检站统一印制，专职植物检疫员或兼职检疫员负责签发，并加盖植物检疫专用章。
第二十三条 种子经营部门收购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凭《产地检疫合格证》进行收购。产地检疫不合格的种苗和其他繁殖材料，特殊情况需作种用的，经植物检疫机构同意，种子经营部门也可凭产地检疫不合格通知单收购，但只限在本县有相同疫情的地方种植使用，不得
向外地串换调运。
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从当地调出时，种子经营部门须凭《产地检疫合格证》，按调运检疫有关规定，向植物检疫机构换取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运。
第二十四条 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研究单位等试验、示范、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事先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登记报检，经产地检疫查明确实不带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五条 凡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有突出成绩的单位或个人，根据《〈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分别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给予奖励或鼓励；成绩卓著的，报农牧渔业部给予奖励或鼓励。
第二十六条 对违犯《植物检疫条例》的单位或个人，根据《〈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由各级植物检疫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罚款、没收种苗等繁殖材料、赔偿经济损失或报请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植物检疫收费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由贵州省农业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6年6月23日
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

黄玉清

　 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抽象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行为之一，当属首长负责的范围。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理论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

　 一、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决定了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未来发生的不特定事项设定权利、义务而制订普遍行为规则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对称，也是行政主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从行为涉及的主体看，抽象行政行为涉及面广，凡符合其调整范围的相关人和事均受其约束，因而，其实施后果具有广泛性。正是鉴于上述特点，如果抽象行政行为不当，必然会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而不像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仅对个别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考虑，抽象行政行为的表决程序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而应实行集体表决制。

　 二、从立法成本和诉讼成本的角度考虑，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生效后对个人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会严重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加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对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法规应当及时予以撤销或改变。我国也确实有一套行政立法监督体系，这体现在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中。上述有关规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上级机关和人民法院等行政监督主体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设定了撤销权、修改权或司法建议权。且不说上述监督体制完备程序如何、作用发挥程度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以上监督都是事后监督，如果仅凭行政首长的个人意志决定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命运，相对于人大立法的表决而言，行政法规规章违法或不当的可能性必然会高于人大立法，由此必然会加大立法成本和诉讼成本。行政机关发布命令和决议等其他抽象行政行为亦是如此。因而，从经济行政的角度考虑，首长负责制不适合于抽象行政行为。

　 三、从弘扬民主、抵制长官意志的角度考虑，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行政立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整个都在行政系统内部来完成，因为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文件通过及签署与否的决定权在行政首长。另外，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只对在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追究赔偿责任，但对抽象行政行为却没有相关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行政首长对职权的滥用和长官意志的滋生，而不利于民主化的进程。

　 此外，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宜实行首长负责制。目前行政系统内许多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在某些具体规定上存在冲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我国立法体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一定角度讲，上述问题的产生与行政首长负责制不无关系。行业保护、地方保护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行政首长长官意志的反映。

　 已于今年7月1日生效的立法法第七十五条规定：“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这实际上在立法上明确了对抽象行政行为首长负责制的限制。为了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应当逐步缩小抽象行政行为首长负责制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