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改革与司法体制转型

高目覃

　 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其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广泛地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司法亦不例外。

　 时下，由最高人民法院精心组织和有力推动的法院改革正在全国法院系统如火如荼地展开，改革的热情和改革的成效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仔细观察、分析见诸报章的各地法院改革举措和改革经验，使人不无忧虑的是，各种改革虽然都将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作为其价值选择，但因改革的目标模式尚不十分清晰和明确，有的改革始终停留在工作方法和管理机制等较浅层面而难以继续深入，有的改革措施可能不仅不能实现其改革初衷，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如有的将企业管理办法引进法院改革，在审判业务部门搞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将办案数量、收取诉讼费的数额与办案人员奖金挂钩等；有的在进行审判组织和法官制度改革时，仍摆脱不了行政思维定式，如在选任审判长之后，又将审判长作为一级领导看待，甚至赋予他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责；有的在工作部署和工作指导上墨守陈规，仍然提出许多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口号和措施等。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院改革工作上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正是因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明确所导致的。

　 改革的目标模式是通往其价值选择的桥梁。法院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明确，即使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和很长的时间也难以达到效率和公正的彼岸。

　 那么，法院改革的目标模式到底是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对法院现存弊端及弊端原因的分析。关于法院现存弊端，学术界多有研究，归纳起来大体有三：司法地位缺少独立性、司法机制缺少科学性、司法活动缺少公正性。这“三少”弊端存在的原因，学术界也多有分析，笔者认为，根本之点是法院的行政化色彩太浓。现行法院的行政化几乎是全方位的，包括管理和领导体制行政化、审判运行机制的行政化、法官选任配备及职级待遇的行政化，以及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行政化等等。法院行政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对内而言，它不仅掩盖了法院司法化所固有的特征，而且扼杀了法官所必具的司法人格，使法院不成其为法院，法官不成其为法官；对外而言，行政化的命令与服从特征，使得法院这一权力主体不得不时时屈从于更高一级或更大一点的权力主体，对来自各方面的非法干预几乎无法抗拒。法院和法官以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为天职，但要求一个行政化了的法院和行政化了的法官完全做到这一点，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所以，作为先决条件，法院改革必先深入研究探索其目标模式，这可以说是事关改革成败方向性的大问题。笔者以为，法院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全力推进现行司法体制转型，其转型任务大体包括观念更新、组织重构、制度创新和机制转变四个方面，其核心就是彻底清除法院的行政化色彩，全面赋予法院司法化特征，这一特征包括司法的独立性、消极性、中立性、程序性及公开性、终局性等，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现代司法制度。在这一制度之下，各级法院和各处法官都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司法主体，他们在代表国家对案件行使审判权时，只服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法院改革的这个目标模式实现了，全面实现司法公正也就为期不远了。


　　案情简介
　　2011年9月21日0时许,被告人甲某酒后驾驶一辆轿车在上海市长宁区虹许路近延安西路处,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与乙某驾驶的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甲某与乙某分别下车查看现场。随后,乙某当着甲某的面用手机拨打110报警。此后,两人在原地等候。交警到场后,近距离闻到甲某身上有酒气,遂将甲某带回公安机关。经司法鉴定,案发时被告人甲某血液内的乙醇含量为18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醉驾人在交通肇事后,明知对方报警仍停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理,并在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是否成立自首。

　　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甲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案发时,对方车主为交通事故而报警,被告人明知报警虽未离开现场,但本案案发是在交警处警时发现被告人身上有酒气所致,不符合主动到案的条件,自首不成立。原审法院遂以被告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决后,被告人甲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甲某在自知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又明知乙某已向警方报案的情况下,仍在事故现场听候处理,警方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上诉人甲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自首。二审改判上诉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判案分析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其成立具备两个要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由此明确了现场待捕型自首的法定性。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危险驾驶罪,本案即属于这种现场待捕型自首,被告人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我们认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类自首,应当根据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自动投案是成立自首的决定性因素,是一般自首的本质特征。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自行投案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甲某明知乙某报警,其醉驾行为很快将被发现,其随即也将面临司法制裁。此时,甲某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大,其可以选择逃离现场拒不到案,也可以选择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在这种对报警行为的后果有清晰认识以及拥有完全的意志、行为选择自由的情况下,甲某并未反对、制止或逃离,而是选择留在现场等候民警,表明其具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管辖、接受惩罚的主观意志,其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言而喻。
　　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拨打电话报警仅仅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报警过程中无人提及酒驾的事情,但被告人最终是因为危险驾驶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就酒驾而言,被告人不存在自动投案,其行为不成立自首。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对危险驾驶罪的自首认定过于苛刻。虽然在前期报警中没有提到被告人酒驾的情况,但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亦知民警到达现场后必然能闻到酒味,仍然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这就清楚的表明其原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置。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我们不应将危险驾驶罪自动投案的范围理解的过于狭窄,应当认定本案被告人具有自动投案情节。
　　第二,被告人停留在现场的非被动性。被告人在作案后停留在现场,尽管只是消极地的等候民警的抓捕,没有积极主动的投案行为,但也必须是被告人在没有强力控制、可以逃匿的前提下,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留在现场,而不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本案中,被告人甲某在案发后,现场仅有被撞车主一人,其完全有能力逃离现场,但其始终没有试图逃离的意思表示和行动,而是一直在现场等候民警的到来,反映出其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下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第三、被告人对他人报警的明知性。明知包括两种含义:知道、应当知道。一是行为人看到、听到或者被明确告知已有人报警,二是依照一般常识推断,案发现场应当有人报警。被告人明知他人已经报警,仍未予以制止,可以视为对他人报警行为的一种默许和追认。本案中,发生碰撞后,被害人下车查看车况,随即用电话报警,被告人目睹了全部过程,但并未对其报警行为加以制止或表示反对。被告人对这一行为表示了默许,此时被害人的报警相当于被告人自己的报警,体现了其自动投案的意愿。
　　第四、对民警处置的服从性。对于停留现场等候民警处置的自首情节,不仅要求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还要求在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时,被告人顺从配合无反抗行为。本案中,民警到达现场,闻到被告人身上有酒味后,对其进行了抽血化验,在确认被告人系醉驾后,也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被告人对于抓捕行为无抗拒,表现出对司法处置的服从性。
　　第五、供认犯罪事实的如实性。如实供述是自首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才能被认定为自首。本案中,一审判决后,甲某不服,提出上诉,并聘请了辩护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些都是被告人相关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不影响对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其行为成立自首的认定。
　　自首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和引导犯罪人主动归案,最大限度消除隐患,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本案中被告人虽有醉酒驾驶的情节,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且被告人在事故发生后主动留在现场,抓捕时并无拒捕行为,到案后也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符合缓刑的前提条件,同时考虑到本案被告人甲某系自首,并有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故对其判处缓刑,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