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bstract: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re on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with characteristics as combination of official-business men and/or official-underground forces, cruelty, detailed plan, extreme bad-influence on images of CCP and China governments. They appear not accidentally, instead, with certain social grounds and systematic elements including causes such as wrong ideas of power/violence, lack of human right consciousness, extreme egotism, out of control of power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practical running, spreading of official corruption, low inner quality of officials, defects in officials’ promotion system, infiltration of underground violence forces into governmental powers, etc. Long-term mechanisms, e.g.,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officials, fairness in political competition, strict punishment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so as to reform political system, purify political ecology and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spreading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Key Words: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causes; prevention;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olitical reform

犯罪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社会一员，官员也不可能完全幸免，有关我国官员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犯罪的报道，似乎早已失去新闻价值。不过，近几年来屡屡在我国出现的另类官员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却在令人惊心触目之余，更加引人深思。本文试图以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些典型的官员暴力犯罪案件为例，就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特点、成因以及防范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类型与特点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
所谓“官员暴力犯罪”，就是具有官员身份的人采用暴力手段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上来看，官员暴力犯罪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其一，犯罪主体为官员，既包括经过任命、从事公务的各类政府机构（含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机构）工作人员，也包括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人民团体等机构内实际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其范围大致与我国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当；其二，客观方面为采用爆炸、纵火、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实施犯罪行为。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
根据近年来出现的部分案例，有媒体将官员暴力犯罪分为“为官位雇凶杀同事”、“为前途残忍灭情妇”、“为泄愤杀害举报人”、“为‘进步’重金除对手”几类[1]，不乏启迪意义，但其中“为官位”、“为前途”、“为‘进步’”等等，似存有划分标准上的交叉，为分类逻辑之所忌。笔者根据犯罪所追求的结果，将官员暴力犯罪粗分为打击报复、杀人灭口、消除对手、倚权霸占等几种类型。
（1）打击报复。主要为打击报复检举、揭发其不法行为的举报人，但也有报复查处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者。典型的案件如原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凶杀人案[2]、原山东省水产局局长张程震雇凶杀人案、原河南省兰考县农机局局长丰学良等5人雇凶纵火案[3]等等。
除了报复举保人以外，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往往也会成为官员暴力犯罪的对象。如原海口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局长蒙文腾雇用杀手杀害办案检察官黄崇华案[4]。
（2）杀人灭口。一般为杀害纠缠不休，且对自己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知情、并扬言要举报的情妇，如原芜湖市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害情妇案[5]、原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雇凶杀害情妇案[6]、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原局长梁冠中杀害“二奶”案[7]、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原侦查科科长王俊平雇凶杀害“二奶”案[8]。不过也有为了灭口而杀合法妻子的,如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为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9]。
（3）消除对手。为了打击自己升迁道路上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者报复已经获胜的竞争者，不少官员即对其杀害，或者以极其的残忍手段进行伤害。诸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局长案（以及伤害“副局长人选”案）、山西省洪洞县城建局原局长薛文勋雇凶爆炸案、[10]江苏省大丰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陆燕行雇凶砍杀副局长案、[11]原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雇凶伤害县委书记及副书记案（发生于1994年，也是较早见诸报道的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案件）等案例就是如此。
（4）倚权霸占。因掌握某种权力，受到社会上常见的“权色交易”思维惯性的驱使，不管处于弱势、有求于己的当事人或其家属是否真正愿意，强行对其实施奸污占有。阜阳中院原刑一庭庭长巫继成、[12]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法官肖某强奸“小姐”案[13]等案例展示的就是此类丑剧。

（三）官员暴力犯罪的特点
从现有案例来看，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正表现出以下特点：（1）从基层官员到地市、省部级官员广泛卷入，犯罪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县处级官员暴力犯罪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重大新闻，厅局级（杨锦生、李长和、周其东、尚玉和等）、甚至省部级（吕德彬、段义和）官员不断加入暴力犯罪行列，使得官员暴力犯罪呈现高级别之征兆；（2）官商或官黑结合的作案模式；（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恐怖性。官员暴力犯罪往往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在省会城市“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14]这样的闹市区实施爆炸，犯罪恐怖性明显；（4）具有贪污受贿或生活腐化等权力腐败的背景或起因；（5）政法委、公检法等从事政法工作官员的暴力犯罪并不少见，揭示我国部分政法官员法律官位与其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上的严重背离；（6）周密的计划性。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成因分析
官员暴力犯罪的产生具有文化背景、社会基础与一定的体制因素。具体来说，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专制文化造就的官员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心态
数千来的专制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彻底死亡，相反，有权就有一切、天下惟我独尊的专制文化传统不断腐蚀着官员本来尚算健康的肌体，造就官员特别是领导层官员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必须服从自己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自大狂心态，在种种美妙的借口（或幻觉，因为专制文化对于接受者而言尚有强烈的自我麻醉功能）的左右下，不少官员对权力、暴力盲目崇拜，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权力也可以掩盖一切。这样，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于是可以在官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将来可能会有所发展的所谓“政治生命”，不惜选择犯罪与敢于实施犯罪。
（二）漠视他人生命及其他权利的人权意识缺失
漠视人权、视民众生命如草荠也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官员心目中，“人权”不过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即便宪法已有保护人权的明确规定，那也不过一种摆设而已，对自己没什么约束力，丝毫不影响自己根据自身需要肆意践踏民众的基本人权，包括非法剥夺其生命。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这种人权意识的缺失，同样导致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毫不犹豫地选择暴力犯罪。
（三）权力监督机制运行上的失控与腐败现象蔓延
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但实际运行当中，压制、打击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司法诉权行使范围有限，诉权行使渠道严重不畅，甚至应该获得法定司法救济的种种权利都极有可能在司法腐败与“司法不作为”当中被彻底活埋[15]。权力监督及权利保障机制上的失控，难以对可能发生的种种腐败现象进行动态、及时的抑制，公民（包括曾经和他们恩爱有加的情人与妻子）对腐败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告、申诉及检举就更不能为其所容忍。面对正在发生的举报或威胁，迫使腐败官员在肯定丢掉前程（及生命）与杀人灭口而可能丢掉性命之间进行权衡，杀人不会被发现、发现后也可以通过权力运作“摆平”的侥幸心理，驱使其铤而走险，走上暴力犯罪的不归之路。
（四）官员自身素质的低下
官员自身素质是一个全方位、多指标的综合体，特别是法治理念、民主作风、责任意识、科学精神、宽容态度、公平竞争习惯等等法治素质、人文素质为我国许多官员所缺失，而不能仅仅限于学历、资历或“政绩”指标。有人坦言官员科学素质还不如青少年学生[16]，在法治素质与人文素质方面就更加令人堪忧。大火发生时“让领导先走”的惨局早已烧出了官员素质极其低下的水准；形形色色的假文凭以及游离于国民教育体制之外获得的张张文凭，又让众多官员表面上已经提高了的学历水准要大打折扣。何况博导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李长河、周其东等政法官员的暴力犯罪案表明，法治与人文精神缺失下的高学历，以及缺乏法律信仰的法律知识，都会导致官员素质上的“短板效应”（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箍成木桶全部木板当中最短的一块），使得貌似有学历或有法律知识的官员素质依然低下，无法从自身角度制约暴力犯罪的产生。
（五）干部升迁体制的缺陷
“密切联系领导”似乎成了干部升迁的潜规则，干部升迁的民主考核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用人失察承担责任机制往往被架空，通过跑官、买官等获得上级领导信任的手段得到升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干部升迁的捷径；用人失察责任制的缺失又让上级领导不必对其任用、考察的官员行为负责，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逐渐异化为一系列的派系关系，甚至是赤裸裸的主奴关系。为了上级、“主子”们的事情，下级“奴才”们无一不可奉献——从金钱、女人到犯罪而可能被砍头的风险，只要能解了“主子”的心头大患，人间的一切都可以践踏。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介入并直接负责“上级兼恩师”吕德彬雇凶杀妻案的情况就是如此。
（六）黑恶对权力系统的渗透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为了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与活动空间，也为了寻求权力这一最为牢靠的保护伞，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或通过直接染指权力系统、把持基层政权；[17]或通过在高层政权当中寻找代理人等手段，千方百计对权力系统进行渗透，导致黑恶暴力文化在官员当中传播，同时也成为官员暴力犯罪依赖的有生力量。如此形成官员崇尚非法暴力、依赖非法暴力、通过非法暴力解决相关问题的习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现象向更大范围与更高权力层次上的进一步蔓延。

三、官员暴力犯罪防范机制的完善
官员暴力犯罪的防范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理念、制度以及具体操作的系统工程。理念层面上，对各级官员进行法治理念、法律信仰、人权观念、民主意识、社会和谐论、科学发展观、争议司法解决说等等代表真正先进文化理念的培育尤为重要；但是，先进的理念还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各种机制的完善，如完善权力监督、腐败防范、科学考察及任用官员、政治公平竞争、打击黑恶势力、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等长效机制，并在实际运作当中真正发挥这些机制的作用，方可达到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有效遏止官员暴力犯罪现象蔓延的目标。
（一）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
为有效监督权力，制止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的种种腐败、犯罪行为，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1）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律师作用发挥权力社会监督的作用；（2）通过提高人大代表的民众性与专职性（如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以淡化人大的“官大”色彩；（3）党、政、人大官员有效分工，不得兼任，以实现权力系统内的制约；（4）发挥司法机关公正、独立、有效率审理案件，解决社会争议的功能，避免众多常规司法案件对信访渠道的挤塞；（5）顺畅而不是堵塞信访渠道，对于检举、揭发权力腐败的信访认真、及时查处，无权查处的应及时上报，将腐败行为控制在萌芽阶段；（6）鼓励而不是阻拦举报人的正当上访等监督环节和监督机制，置权力于人民群众的严密监督之下与法律的有效约束当中，使官位更意味着奉献和责任，而不是无本万利及为所欲为，降低腐败发生的机会及升级的可能，从源头上减少因追逐权力、保住官位而引发的种种官员暴力犯罪。
（二）改变“伯乐相马”式的升迁模式，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
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官员提拔模式不仅使民主、科学考察官员成为一句空话或一种摆设，而且也难以对考察、任用官员时拉帮结派或失察渎职问题追究责任。为此，应完善官员考察指标体系，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科学化机制；对因考察失察、胡乱提拔任用、导致贪官、坏官混入官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追究其用人失察之责，完善用人失察责任机制，以真正民主、科学地考察、任用官员，提高官员整体素质，降低官员发生腐败及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三）改善政治生态环境，完善政治竞争公平化机制
从健康的政治生态角度来说，官员之间允许而且应当具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也应当允许公开竞争相应的职位，但是同时应当相互宽容、遵守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律和纪律。如此多样、共存的从政环境有利于改善紧张、虚伪甚至是压抑、阴暗的从政心理，达到“和而不同”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使成功者能够宽容竞争对手；面对暂时可能发生的竞争失败，有关官员也能泰然处之，在下一轮的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不是铤而走险，对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者置之死地而后快，导致政治生态的不断恶化。
（四）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
要打击黑恶势力染指政权以及寻求权力保护伞方式的渗透，首先要做到廉洁公正，使官员丧失寻求支配黑恶势力暴力力量的需求（黑恶势力寻求权力保护与腐败官员寻求黑恶势力的暴力支撑也是一种互动关系），也使官员失去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其次，做到官商分离，进一步弱化官员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与机会；再次，对于直接染指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应依法予以坚决打击，防止其势力的蔓延与上扩；同时，切实加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铲除黑恶势力赖以的生存土壤。这样，可以有效切断官员与腐败、官员与奸商、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联系链条及互动环节，通过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的完善，防止官员暴力犯罪的发生。
（五）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成本加大，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的幻想
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并不是说只注重事后从严打击，因为事先防范的有效落实，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条款的认真执行，也许使不少官员的违纪行为早日被查处，不至于演化到暴力犯罪、甚至上断头台的地步。
然而，事先的防范也绝非万能，在防不胜防、官员暴力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依法从严处罚，该杀的坚决杀，该判的认真判，并依法不予假释及从严控制缓刑（包括死刑缓刑）、减刑以及保外就医的适用，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概率大为增加，真正加大其犯罪成本，使之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或摆脱实质性惩罚的幻想。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施行细则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企业登记暂行规定》），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具体情况，制定本施行细则。
第二条　依据《企业登记暂行规定》第二条，深圳经济特区兴办的特区企业，开业前应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执照》。
依据《企业登记暂行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外国企业或华侨、港澳企业，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和派驻常驻代表的，应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领取《外国企业在中国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代表证》、或《华侨港澳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登记证》、《华侨港澳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代表证》。
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深圳经济特区承包建筑、装修等工程的外国企业或华侨、港澳企业，应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领取《外国企业在中国承包工程登记证》或《华侨港澳企业在深圳经济特区承包工程登记证》。
未经登记并领取有关证件的，不准开业或开展常驻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
第三条　特区企业申请登记注册，除提交《企业登记暂行规定》第三条所列证件外，还应提交其董事长、副董事长或总经理、副总经理联名签署的企业申请登记书。
企业申请登记书的内容，与《企业登记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的登记表主要项目相同。
第四条　外国企业和华侨、港澳企业申请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或派驻常驻代表，除按《企业登记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一）、（三）项规定提交证件外，还应提交：
（一）由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申请书，其内容包括：常驻代表机构的名称、负责人员、业务范围、驻在期限等；
（二）由同该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本信用证明书；
（三）该企业委任常驻代表机构人员的授权书和各该人员的简历。
金融业、保险业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或派驻常驻代表，除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交证件外，还应提交该总公司的经注册会计师核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组织章程、董事会董事名单等。
第五条　在深圳经济特区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和华侨、港澳企业申请登记，须提交下列证件：
（一）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二）承包工程合同；
（三）由该企业所在国或所地的有关当局出具的开业合法证书及资本信用证明；
（四）深圳市城建部门核准的《基建工程项目施工报建申请请表》；
（五）承包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申请登记书，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承包工程项目、驻深圳经济特区主要人员的名单和简历。
第六条　特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承包工程企业及其职工中的外国人或华侨、港澳同胞，凭批准证件和登记证、代表证到深圳市公安、银行、每关、税务等部门办理居住（居留）证及有关事宜。
第七条　特区企业办理《企业登记暂行规定》第八条所列各项变更登记手续的期限，为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三十天内。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变更登记，须有合营各方的书面协议和变更后新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或总经理、副总经理联合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转让资本的变更登记，须有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签署并经深圳市公证处公证的协议书。
第八条　在深圳经济特区内，不得用他人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商标申请登记。但原商标专用权人许可的除外。
第九条　特区企业停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季节性生产的企业为一年以上、两年以内）的，应在停业一个月前报请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即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复业者应在复业一个月前报请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复业登记。
停业到期不能恢复生产的企业，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并报深圳市人民政府备案。但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延长停业时间者，不在此限。
第十条　依据《企业登记暂行规定》第十一条办理注销登记的企业或机构，应在终止业务活动三十天前，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在清理债务（包括劳动服务费）、税务后，持批准证件和债务、税务已清的证明，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缴销营业执照或登记证
、代表证。
第十一条　特区企业和常驻代表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和变更登记手续，须按下列规定缴纳费用：
（一）特区企业的注册登记费，以注册资本为基数计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一千万元和一千万元以下，按千分之一缴纳；注册资本超过一千万元的，一千万元以下部分，按千分之一缴纳，超过部分按千分之零点五缴纳。
登记注册后，如追加注册资本，则以追加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基数，按上述规定标准缴纳追加部分的注册登记费。
注册登记费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十元。即按上述标准，累计超过三万地的，按三万元缴纳；不足五十元的，按五十元缴纳。
（二）特区企业变更登记费为人民币一百元。
只增加注册资本并已缴纳登记费的，不再缴纳变更登记费。
（三）常驻代表机构或常驻代表办理登记时，缴纳登记费人民币六百元；登记证、代表证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经核准延期者，必须办理延期登记，换领登记证、代表证。缴纳登记费人民币三百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缴纳变更登记费人民币一百元。
（四）承包工程企业的登记费，以承包工程合同额的百分之二十为基数，按本条第（一）项规定计算缴纳。
（五）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华侨、港澳同胞独资经营或与国内企业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减半缴纳注册登记费和变更登记费。
华侨、港澳企业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派驻常驻代表或承包工程，办理登记和变更登记，也减半纳费。
第十二条　特区企业在国外或香港、澳门等地区从事业务活动，需要提交法人证明的，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证书》，每份收费人民币二十元。
第十三条　特区企业违反《企业登记暂行规定》或本施行细则规定的，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擅自开业的，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外，应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在收到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知后仍不补办注册登记手续的，责令其停业。
（二）逾期办理注册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者，每逾期一天罚款人民币十元。
（三）超出注册范围从事非法经营者，没收其非法所得，或处非法所得数额三倍以下的罚款。
（四）虚报、瞒报资本和职工人数者，视其情节轻重，处以警告或人民币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责令其停业。
（五）伪造证件、冒名顶替或隐瞒身份者，处以人民币两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六）本条第（三）、（五）项所列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由深圳市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外国企业或华侨、港澳企业在深圳经济特区承包工程，违反《企业登记暂行规定》或本施行细则规定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十四条　外国企业、华侨、港澳企业设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常驻代表机构或常驻代表，违反《企业登记暂行规定》或本施行细则规定的，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经核准登记并领取登记证而擅自开展常驻业务活动的，或从事直接营利性活动的，责令其停止业务活动，并处以人民币两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或擅自改变原登记项目、情节严重的，处以人民币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直至吊销其登记证、代表证。
（三）进行投机、诈骗等违法活动的，没收其非法所得的全部财物，并处非法所得财物数额三倍以下的罚款，直至吊销其登记证、代表证。对触犯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由深圳市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施行细则公布前尚未登记的企业或机构，应在本施行细则公布后一个月内补办登记手续。逾期不办者，按本施行细则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第十六条　本施行细则第十三、十四、十五条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可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或向深圳市人民法院起诉讼。
第十七条　台湾同胞及其企业在深圳经济特区兴办企业，或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或派驻常驻代表，或承包工程的，其登记管理办法适用于本施行细则对华侨、港澳同胞及其企业的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本施行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1984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