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2003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2003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紧紧围绕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在继续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范和管理，构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入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一、坚定不移地坚持“严打”方针，深入持久开展“严打”整治斗争

　　各地要认真总结和自查“严打”整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问题，建立和完善公众安全感测评机制，科学评估当地的社会治安形势，有针对性地部署当地的“严打”整治斗争；要继续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犯罪；因地制宜地开展破大案、打现行、挖团伙、追逃犯、治爆缉枪等专项斗争。严厉打击、防范暴力恐怖活动和制贩毒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剧毒物品的违法犯罪活动，铲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继续推进“扫黄”、“打非”斗争。要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专项行动与“严打”整治斗争结合起来，突出工作重点，侦破大案要案，依法严惩走私、金融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积极开展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其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不懈地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的治安问题。对治安秩序混乱、社会丑恶现象严重的地区、场所、部位，要实行挂牌督办，明确责任单位，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改变面貌。要加大对铁路和交通沿线、大中型企业周边地区、学校及其周边地区治安问题的专项治理及督查力度，查找存在问题的根源，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巩固“严打”整治斗争的成果。中央综治委将在适当时候对各地“严打”整治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二、进一步加强治安防范工作，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综治委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范工作的意见》，在坚持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同时，大力加强治安防范工作。要在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下，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统一协调，以公安部门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依托，以社会面、居民区和单位内部的防范工作为基础，以案件多发的人群、区域、行业、时段为重点，在直辖市、地级市城区或以县（市）为单位，建立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结合、专群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强全社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能力。大力推进公安警务制度改革，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加强社区警务工作，建立健全快速反应机制。在合理划分警务区、建立社区警务室的基础上，科学配置警力，做到警力向基层倾斜、集中，把工作重点放到管理、防范、服务上来，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在农村地区积极探索派出所警务运作机制，逐步推广民警驻村制、巡访制、包片制等警务制度。要适应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将社区治安防范与社区建设同规划、同部署，落实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群防群治组织，大力发展保安服务业，加强保安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民兵在维护治安工作中的作用，完善新形势下群防群治的组织形式、工作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要加强对城市主要干道、重点部位及易发案地区的治安控制工作。加大单位内部的治安防控和对重点地区、要害部位、公共复杂场所、特种行业、枪支弹药和爆炸、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监管力度，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确保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深入开展对网吧、游戏厅、歌舞厅等文化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等专项治理工作。加强对互联网的安全管理，创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工作，深化“千校百万”培训，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综合素质。通过完善法规、规章，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对实有人口和出租房屋的有效管理，落实出租人（单位）、承租人（单位）、管理机构等的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严密防范“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捣乱破坏活动。继续做好服刑、劳教人员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时的衔接、排查、帮教工作，建立刑释解教人员信息管理系统，重点做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管控工作，抓好“法轮功”类刑释解教人员的后续帮教工作。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过渡性安置企业、社会志愿者的作用，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职业指导和技术培训，关心并引导、扶持刑释解教人员就业，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加强对社区闲散青少年、有轻微违法行为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推动《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的实施。加强工读学校、流浪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建设，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落到实处。深化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央综治委将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是乡镇、街道综治委、办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要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坚持定期排查、通报、部门归口调处、领导包案调处、督查督办等工作制度，及时上报工作情况，防止敷衍推诿、酿成大事。要重点排查调处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可能转化成刑事案件的矛盾纠纷，按照“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紧密结合起来，将工作重心放在最基层，抓早抓小抓苗头。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大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调解组织的作用，努力推动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与发展。要继续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管理、归口调处的制度，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的作用。基层综治委、办要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注意发挥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工作。要严格执行责任制，因未及时排查调处矛盾纠纷而导致发生影响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要追究有关地方和单位责任人的责任。

　　四、深化基层安全创建活动

　　各地要积极探索基层安全创建活动的检查、考核与评估指标体系建设，结合地区、行业特点，加强分类指导，提高基层安全创建活动的质量。要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和治保会、调解会、治安信息员队伍建设，制订和完善联防工作和联防队伍管理、外来人员及出租房屋管理、刑释解教人员信息管理等规章制度。大力推进“法律进社区”工作，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在社区的落实，更好地动员社区群众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工作。充分发挥物业管理在维护治安秩序方面的作用。加强对公共复杂场所、繁华商业区、城乡结合部、大杂院等治安问题多、工作难度大地区的安全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企地共建活动和创建安全文明铁道线、平安大道、安全文明校园、无毒社区、安全文明渔场等活动。做好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的配备和培训工作，建立健全有关工作制度，充分发挥他们在学校及其周边地区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各地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安全创建活动，推动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安全创建工作。把基层安全创建和其他群众性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实效，为群众办好事、实事。要尽可能地利用科技手段，努力提高安全创建工作的科技含量。

　　五、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

　　进一步明确乡镇、街道综治委、办的职责任务，规范工作机构，确保基层综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吸收辖区内由上级部门管理的单位参加综治委工作。各地要对县（市、区）、乡镇（街道）综治办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督导，充实力量，增加投入，改善装备，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要加强对社区治保、联防队伍，调解、帮教队伍，外来人口协管员以及兼职法制副校长等基层综治工作队伍的管理和教育。要积极探索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综治组织的有效运作方式和工作制度，推广建立社区综治室、选派综治特派员等行之有效的经验。重视提高综治干部的组织协调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加强综治干部培训，按照人员精干、思路明确、工作高效的要求，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基层综治干部队伍。加强治保会、调解会建设，推动《治安保卫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条例》和《保安服务业管理条例》的修订。

　　六、深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

　　要认真总结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的经验，制订更为科学合理的检查考核标准，切实做到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实绩作为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作为干部晋职晋级、奖惩的重要依据；要按照奖励的有关规定，建立完善对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成绩卓著、贡献突出的地方、部门的党政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干部给予嘉奖的工作制度；要坚持综治、纪检、组织、人事、监察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健全督查制度，对县级以上的地区要加大督查的力度，对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要加大领导责任查究和一票否决的力度。对那些综治工作薄弱、治安秩序混乱、评比排在末位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可以采取挂牌、通报等警示方式，加强督促指导。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问题的地方，上级综治委、主管部门必须严肃追究这些地区、部门和单位领导的责任直至作出组织调整。

　　七、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和理论研究工作

　　宣传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任务，宣传推广各地综合治理工作的典型经验，宣传有关部门积极参与综治工作、齐抓共管的典型经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在综合治理宣传中的作用，组织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系列宣传报道。配合“法律进社区”工作，编辑出版适合社区工作需要、与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读本。中央综治委、中央政法委将举办“严打”整治斗争成果展览，鼓舞士气，教育群众，震慑犯罪。要切实加强对法制类报刊的管理，提高报刊质量，注重社会效果。继续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评选活动。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究工作，动员政法、综治工作部门的同志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综治工作的成功经验，研究综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综治工作的对策和规律，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

法院不受理政府采购案件能否成立？

基本案情
据《华夏时报》2006年5月12日报道：《竞标急救车未果索赔20万元》（记者陈宇航通讯员王悦）。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招标公司被驳回。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因投标政府采购的急救车被废标，便起诉招标公司索赔20万元。丰台法院驳回起诉。
该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称，2004年10月，招标公司以投标邀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项目为“国家医疗救治体系负压急救车采购项目（医疗救治体系负压急救车）”100辆。2004年11月5日，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到该招标公司处购买了招标书，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做了认真的准备，还派人前往芬兰设计监制样车。后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得知，招标公司竟以其无此经营范围为由，将他们的投标作为废标处理。于是，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其是该项目合格的投标人，并支付样车的赔偿费20万元。丰台法院审理认为，医疗器械销售公司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是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法院驳回了原告医疗器械销售公司的起诉。随后原告进行了上诉，北京市二中院终审维持了丰台法院的裁定。
评析意见
近几年，对类似前述政府采购案件作出同样处理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法院都非常普遍。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纠纷，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提起投诉，也可以依据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论是我国《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法》，赋予供应商救济的法律规定均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选择救济权利的途径取决于供应商。对于投标供应商提起民事诉讼，现行法律均没有作出禁止或者限制的规定。故笔者认为，相关法院的作法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践踏了供应商寻求司法救济的选择权利。在解读前述案件之前，首先需要声明的是，笔者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存在着利害关系，完全是站在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就事论事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以避免类似的错案在不同的法院不断地演绎。
一、法院无权剥夺供应商寻求救济的选择权利
法院认为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是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换言之，法院对于类似政府采购案件，只能以行政诉讼的形式立案受理而不能以民事诉讼的形式进行主管。从前述这一案件以及其它类似诉讼来看，笔者认为，法院对于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普遍缺乏了解。
目前，我国大多数招标公司基本上依附于公共权力机关，表面上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如制定招标采购条件、选择和确定采购方式及其程序、审查供应商资格、选择和确定评标方式和标准、选择或确定评标专家、确定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处理供应商质疑等权力，但所有的这些权力都属于接受采购人一方的委托行使的。招标公司本身并不具有，其性质无非是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代理机构，与投标供应商一样均属于普通的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对于招标公司的违法行为，最有效的监督主体就是投标供应商，其监督的手段可以求助于行政主管机关，也可以求助于司法机关。对于后者，供应商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只能是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我国刑法规定的自诉案件例外），不可能属于行政诉讼案件。退一万步来说，对于委托人也就是招标采购人直接提起诉讼的，尽管采购人是行政机关，在招标采购过程中存在着违法行为，投标供应商不服而向法院提出诉讼的，也只能是属于民事诉讼案件，而非行政诉讼案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采购代理代理机构称采购方，相对方就是供应商。不论采、供双方主体的性质如何，均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依照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也可以向主管的财政部门提出投诉，《招标投标法》也有类似规定。前后两部法律赋予供应商在救济程序中的规定均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而非强制性或义务性法律规范，选择什么样的途径进行法律救济的权利完全属于投标供应商。此外，《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依照《合同法》规定，合同缔约程序或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享有管辖权。从前述基本案情来看，投标供应商提出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赔偿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即20万元，显然是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范围。当然，投标供应商的另一诉求的提法欠妥。
二、有关部门无权设定政府采购案件中的前置程序
政府采购活动中，往往将质疑程序或者投诉程序作为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财政部出台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由于有了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或者投诉程序前置，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化解一些内部矛盾，使某些纠纷早日平息，但前置程序却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剥夺了法律赋予供应商可以寻求多元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利。从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政府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如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有权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等，正如质疑程序前置一样，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政府采购案件，往往也是以行政主体的处理结果作为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同样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不论是招标投标法还是政府采购法，法律规范中赋予供应商在救济程序中的数个“可以”，我们不难理解公共采购立法对供应商合法权益存在着倾斜保护。然而，各部门的的行政规章设定的前置程序妨碍了供应商的自由选择权利。同样，各级法院的实际作法也是有悖于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供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虽然两部法律对供应商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遭遇伤害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都没有明确规定，但并不能由此排除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因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民事侵权行为或者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对于遭遇侵害的供应商来说，不论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的规定，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途径。
三、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受案范围
前述案件中，投标供应商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赔偿因政府采购招标行为引起的20万元经济损失，从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提出民事诉讼，必须具备四项条件，即：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行使诉权的资格要求。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立案受理是因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别人发生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与争议的诉讼标的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并未受到侵犯，或者与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之间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就不需要提出诉讼。当事人如果与争议的诉讼标的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其二，有明确的被告。在起诉时，原告必须指出是谁侵害了他的权利，或者是与谁发生了权利义务争执。有明确的被告才有争议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才能使法律关系成为诉讼标的，才能形成诉讼。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及理由。诉讼请求是原告在诉讼上对被告提出的实体权利请求。诉讼标的决定诉讼请求，即根据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提出诉讼请求，或者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要求确认与对方当事人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或者要求变更与对方当事人的某种法律关系。诉讼请求是起诉人要求法院保护的内容，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才能确定诉的性质，明确争执的内容。如果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就没有要求法院保护的具体对象，诉讼就失去意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是指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理由，以及发生纠纷的事实或者理由。其四，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这是指原告的起诉必须是法院主管范围，法院对于原告的诉讼享有管辖权。只有对诉讼有管辖权的法院才是受诉法院。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我们再结合前述案件来看，招标公司代理采购人以投标邀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看到招标公告后，所有的供应商均有充分理由相信招标公司会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地进行采购，不会存在着黑箱操作行为。故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与其它供应商一样积极地响应，购买了招标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做了认真的准备，还派人前往芬兰设计监制样车，后来得知，招标公司将他们的投标作为废标处理。于是，起诉到法院。笔者认为，不论是投标供应商还是采购方，在政府采购合同缔约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信赖利益，受损方都有权提出索赔。依照现行法律，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之间发生的招投标政府采购关系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由这一法律关系所引起的损害事实，当然是属于民事纠纷，投标供应商有明确具体的被告即招标公司，有具体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存在纠纷发生的事实与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当地法院对于此案有管辖权。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
笔者认为，前述案情中，实际上是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的竞合。原告可以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提出缔约过失责任赔偿，也可以援引我国《民法通则》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来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其它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如果提出民事侵权诉讼，需要符合民法关于一般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1）要有损害事实，正如本案原告主张的20万元；（2）加害人的行为违法，即本案原告提出的招标公司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3）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的索赔请求必须与被告的违法行为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4）违法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着过错，指故意或者过失。由于侵权诉讼，取证和举证方面对投标供应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此，笔者认为，针对前述案情，从缔约过失责任来主张，其可操作性更强。政府采购合同缔约过失责任，是指采、供双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采购合同不能成立，给相对方造成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缔约当事人因签订合同而相互接触磋商，至合同有效成立之前，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1999年3月15日公布的《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前述案件应该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应当具备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一，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契约阶段所负的义务。在政府采购合同缔约阶段，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确立了当事人为缔结采购合同而进入到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信赖关系。不论是采购方式还是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若一方背离了这一基本义务，破坏了缔约关系，就构成了缔约过失。其二，必须造成相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缔约过失行为破坏了契约关系，因此而引起的损害是指相对人因信赖政府采购合同会有效成立，但最终不成立或无效而受到的利益损失。但这种信赖利益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即在缔约阶段因为一方的行为已使另一方足以相信合同能成立或生效。其三，行为人必须有过错。当事人在缔约阶段实施违背契约义务的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过失。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对合同最终不能成立或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均负有过错，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且，责任的大小与过错的形式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因为缔约过失责任已造成他人信赖利益损失为承担责任的条件，其落脚点在于行为的最终结果，而非行为的本身。其四，行为人的缔约过失行为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不论在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均难以自圆其说。由于诉讼程序上所存在的问题，实体方面展开论述就自然受到了限制。近些年来，笔者已经欣喜地看到，在政府采购司法判例中，许多法院都已经援引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规定，来解决采购方与供应商之争的纷争。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更多地去了解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相关知识。通过一场场的诉讼，进而推动我国政府采购法制建设的进程。

（作者：谷辽海， 2006年05月21日星期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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